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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资治通鉴》安王五年)。

(《资治通鉴》安王五年)。

因为儒学在这里关心的是文化、精神和政治思想的源头，不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上的源头。可见，儒家传统不是只有直接血亲伦理。

事实上，中古以后，每家每户都在拜天地君亲师牌位，民间连结婚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这实际已经是人皆可祀上天了。康有为的主要观点，是把历史理解成一个人心不忍其各种痛苦而寻求去苦作乐的过程。但出来混的人或多或少都面临江湖的风险。在中国的政治知识传统上，这种如何使天下以最公正和无私的方式及其主导者法元亨利贞之天德的伟大德性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知识，乃是一种天子的知识。但是，当我们在儒学上来谈论早期华夏政治和精神世界，却不打算庚续他们的工作。

从你不认识、从没有直接接触，也可能大多是永远都不会直接接触的人之间，纯粹依靠抽象概念来交往和形成特定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这是新问题。这是超越直接血亲伦理的普通社会伦理，是为整个社会提供所有人民之间基本道德关系定位的内源性精神文化框架。可见，在现代条件下，重建经学的政治言路，并用以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是一条可以期待的路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王学实际上是从经学内部终结经学的罪魁。这是中国人供给整个古代世界绵延力最强的秩序体系最重要的标志。在思想的平行互动条件下，先秦儒学，将重点落在光复周代之学上面，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对上古史的重视程度之高，其他各家明显稍逊一筹。如果我们假设他能够像基督教那样发展出教士传统，教士跟王，就成为天经地义的约束性结构，那就能够真正实现宪政。

旨在复兴秩序的经学或儒学，按照现代学理来讲，必然行走在这样的路向上： 第一，需要具备一种显见的现世态度。有人模仿启蒙时代的说法，说17世纪王学左派就是中国的启蒙思潮。

这些美国学者研究儒学，是不是就成了儒者，是大可怀疑的事情。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权谋私，腐败横行，人们痛心疾首，既要寻求个人的心灵安顿，又要力求重建社会秩序。子见南子不过是方便规训她，并借助这样的规训实现对王权的规训。这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对历史记录的理解。

独占传统精粹的意向，历来是一些陋儒的做派。其对现代性儒学有多大贡献，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道德没有宗教那种忍性力量，促使天下共善。但儒家没有逻各斯传统。

因此，对应性的思辨需要下降了，定位性的分析上升了。基督教（天主教）通过组织化的膜拜和教会建制来改变人的存在与组织状况，这就远超过儒学那种渐进性的提升人道德境界的鲜果。

经学放弃了这点，就是孤魂野鬼般的幽魂之学。而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清楚，中国传统中的两重互补结构，是不能回避的，一是精神结构上的儒道互补，二是政治结构上的儒法互补，那种将儒家纯洁化、主提单一化的努力，实际上是白白耗费当代中国本来就十分稀薄的精神资源。

身承天这一高级法的，还只是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还没有能够彻底打破儒学建构人心-社会秩序的既有传统。西方要么将经译成Classics，要么用汉语拼音的Jing，严格来说，儒家的经在英语中是不可译的。他们拒斥分析方法，拒绝分类研究，说一些笼而统之不明究竟的话，这就是儒家难以获得知识尊严。后汉的阴阳五行家，以谶讳学的建构，试图重续这一思想进路。改写的动力来自于儒家的政治态度、哲学态度和史学态度，不足以应对国家结构性调整的需要。经学之由权势收拾残局，才打破了各自为阵的经学混乱局面。

当代儒家必须持开放性态度，才能走上重建和复兴的大道。各个朝代的经学主题不同、关注点有异，因此构成经学内部的紧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经学、尤其是主张读经觉性的经学，与读经崇圣的经学，与夫读经端正权力的经学，三者之间很难高度吻合，一致地发挥出整合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的效用。

在现代处境中，这个态度会引发重大的麻烦。如果尽然以这种意欲代替艰苦的知识建构，随意改写历史，并将儒家、经学的现代转型草率地变更为如何拯救堕落的西方世界，那就完全遮蔽了儒学、经学复兴的实质问题，将真正关乎儒学复兴的重要问题云遮雾障般地掩蔽起来了。

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变成人们研究经学的重要参考典籍。因为官方缺少来自民间的认同、激励，因此绝对会出现一种安于现状，自我美化的定势。实际上，孟子以德性态度代替了政治态度，以知识高位遮蔽了为政技巧。一个成功的超级政治家，要能够做到让国王言听计从，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在严峻考验中的人们，不能从细节上去要求他们，而需要从大处着手，看他们有没有拿捏住重大问题的分寸。坚守政治的德性立场，实际上是经的问题。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抗拒现代性文明，一心复苏所谓古典文明，中华民族就会丧失承续古典文明的能力、丧失创造文明的能力，休想领先世界不说，如果领先世界，那就是人类灾难。我认为，蒋庆的尴尬，并不是制度上可不可行，因为根本不可能成为制度。

我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而道家和释家两者的世间干预能力太弱，不足成为中国文化主干，理由也在这里。因此，仅执一端的儒家中人，是不可能承担道统延续大任的。

但是，我们今天为了重建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经学家自认领承了这样的政治使命，于是将经学处理为治国安邦之学。这里必定有一个边际综合考虑，才足以坐实这样的经典汇编，儒家的合法性建构，正是在其中得到全面呈现的。由于王阳明不主张读经，先立其大者就有可能变成个人自把自为的道德自诩，这中间就潜含着一种颠覆政治秩序的危险。后起儒家重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旨在建立政治权威，我们没有必要为之进行勉强的辩护。

就是设定人性是恶的，从控制人性之恶设计左右政治法律制度，使人先兜住守法的底线，逐渐递进到谨守德性的境界，最后各自寻求达到高尚境界的途径和结果。这种张力，使得经学的批判功能，比不上道家的隐逸传统，经学家有着看不开、放不下的在世执着。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儒家执着生的高明处。为什么呢？因为秦将一些不利官方的经烧掉了，汉代重写的经，大多使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

就此可以说，儒家复兴的努力，不能落在这种完全忽视现实，自我满足的虚构想象陷阱中。在理论上，他撰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以一个经文经学家的思路，构想托古改制的方案。